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建立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2018年政府不再宣布M2的调控目标，意味着中国事实上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框架。建立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已经成为学术界与管理层的共识。尽管中国央行曾尝试建立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但它并不是以利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国建立新的货币政策框架，首先需要明确选择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指标利率，隔夜回购利率是比较好的选择，同时要完善利率走廊机制，使利率走廊收窄并变得更加灵活；其次，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正常化的基础上，建立中央银行贷款和基于国债买卖的公开市场操作相结合的政策工具组合。为此，需要发挥再贷款或再贴现的第一级市场流动性调控功能，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促使利率平滑化和引导利率期限结构。

发展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一环。首先，基于数字金融领域前沿文献，对中国数字金融高速增长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将该现象的成因归结为金融压抑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企业家利用数字技术实施的流程创新和监管者相对包容的监管理念。随后，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形势变化给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需求增速放缓、技术瓶颈凸显和监管趋于严格等新课题，并立足新阶段新形势，提出了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若干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南北差距快速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分析可得数据发现，2021—2022年南北差距扭转了过去快速扩大的势头，南北差距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占比都有所下降。从行业看，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差距缩小是南北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从部门看，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南北差距都有所缩小，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结合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省份经济表现等，我国已充分认识到南北差距扩大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加之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国际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房地产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2021年以来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影响因素是短期性的，南北差距的长期趋势仍有待观察。南北差距扩大是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出现的重大问题，应对南北差距扩大问题需有新思路，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为重点开发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能源资源地区等制定差异化开发政策，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