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梳理了全球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发展的最新探索。围绕各国CBDC研发项目最新进展，梳理了目前各国央行界定的CBDC的基本性质、发展动因和运行要点；从零售型和批发型CBDC视角对现有项目分类分析；最后选取进入试点阶段的三个CBDC项目，对其运行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在全球出现CBDC发展的统一规则之前，各国央行依然会根据本国需求，在CBDC研发领域保持个性化的设计路线。在未来，CBDC与本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协调发展是重要的实践方向。

IMF 创伤的缓慢愈合：疫情的遗留问题 IMF高级经济学家达斯等撰文对疫情遗留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文章指出，经济恢复程度取决于疫情对经济遗留影响的持续时间，不同国家的情况会有所不同。虽然疫情发展情况、政策响应速度等重要因素都不明朗，目前还很难判断遗留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来看，疫情很可能导致由生产率降低而引起的长期产量下降。尽管疫情最初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接触部门，但是随着经济衰退的加剧，疫情将拉低整体经济生产率。尽管疫情刺激了数字化及创新的发展，但疫情导致资源再分配成本变高，主要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变强，这将阻碍了生产率的恢复。第二，中期来看，目前估算的2024年GDP比疫情前的轨迹要低3%。由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响应力度的不同，所以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疫情遗留问题将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同时，学校大范围停课对低收入国家人力资源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第三，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供给限制放松，该报告认为决策者应当聚焦于三项重点工作：包括（1）扭转人力资本积累的倒退；（2）采取有利于就业流动和促进竞争、创新的政策，提振生产率；（3）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以促进私人投资进入。最后，文章指出，各国须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来应对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化趋势。财政拮据的经济体应该持有充足的国际流动性以确保发展支出的需要。在卫生方面，国际上也需要保证疫苗的充足供应与普遍分发[1]。 实施差异化就业政策，确保就业公平 IMF研究部布鲁登撰文讨论新冠疫情下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首先，他指出，疫情下技能密集程度较低、容易被自动化发展冲击的工作在疫情中遭受了更大的冲击，包括酒店、餐饮批发及零售，但信息技术和通信、金融和保险行业就业率去年不降反增。这说明疫情加速了原有的就业趋势，并加快了人们从更易受自动化影响的部门和职业向其他部门和职业进行转移，但不同劳动者群体所受影响不均等，于是疫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问题。其次，布鲁登指出，劳动力市场恢复的前景不容乐观。从以往衰退的经验来看，疫情可能会给失业人员，特别是较低技能劳动者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失业人员改行并重新就业后，收入会比失业前平均减少约15%。最后，布鲁登强调，决策者应当谨慎考虑疫情的发展路径，以确定政策重心能否从支持现有就业向推动劳动力向更有发展潜力的部门及职业转移。同时，需要适当的政策来有效减少疫情创伤影响并减少就业上的不平等问题。比如，推行包括保留工作岗位及支持劳动力重新分配的一系列措施，不仅可以减轻就业受到的冲击，促使劳动者和企业更快速地调整，还可以更好地支持低技能劳动力[2]。 PIIE 美国就业形势 高级研究员福曼等撰文指出，2021年3月美国劳动市场总体有所改善，增加了91.6万个就业岗位，总体恢复迅速，但距离完全恢复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3月份美国总体失业率为6.0%，比1月份的6.2%稍有下降。在总体失业率的基础上，真实失业率(the realistic unemployment rate)将63.7万个“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工作”的劳动力记为失业，并多计算了240万劳动力，以此来反应疫情期间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下降，最终得出3月份的真实失业率为7.8%。被耶伦与鲍威尔引用的固定劳动参与率下的失业率(fixed particip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则将所有自2020年2月以来离开岗位的人员都记为失业人口，该失业率从2月份的9.5%下降至3月份的9.1%。2021年3月，就业率为57.8%，较2021年2月略有上升，但2020年2月的就业率为61.1%。 总体来看，3月劳动市场提供的岗位比疫情前预计岗位数少了1000万（预计数的7%）。一方面，根据目前的估算，填补该缺口至少需要14个月；另一方面，就业率比疫情前趋势的估算少了7%，而GDP仅少了4%。这一数据间的不匹配很大程度上反应出疫情期间，失业主要集中在低生产率劳动力。这一趋势很可能将在明年得到缓解。 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取决于病毒的传播、未来的政策响应，以及未来劳动力是否能够快速回到原有的岗位。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冠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新冠病例数再次上升。同时，如果经济要达到完全恢复其潜在增长的普遍预期，那么就业恢复速度需要进一步加快[3]。 美联储 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合作，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 美联储理事沃勒于3月29日发表演讲，否认了美联储将会保持低利率以帮助政府偿还债务，或是维持资产购买计划来帮助政府融资这一说法，并再次强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的目标只有促进充分就业及保持稳定物价。但他也表示，这并不能说明财政部和美联储不能进行合作。 在演讲中，他对两个部门可以进行合作的方面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他认为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合作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美联储通过法令向财政部提供的一系列后台服务，如维护财政部的运营账户、代表财政部提供证券服务等。由于美联储本身就是财政部的财政代理人，且双方进行这一部分合作的成本很低，所以美联储和财政部应当在这些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第二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合作。其中，两个部门可以就紧急贷款工具及维持经济稳定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在维持经济稳定这一目标下，财政部可以支配货币政策，那么财政部很可能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及过高的经济波动性。因此，央行独立性至关重要。然而，美联储和财政部绝不能就债务融资进行合作，为政府提供廉价融资而使用货币政策，这将会导致严重的市场扭曲问题。 最后，沃勒再次强调了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并表示在拥有独立性的基础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保证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Sonali Das, Philippe Wingender, “Slow-Healing Scars: The Pandemic’s Legacy,” https://blogs.imf.org/2021/03/31/slow-healing-scars-the-pandemics-legacy/ [2] John Bluedorn, “Working Out the Differences: Labor Policies for a Fairer Recovery,” https://blogs.imf.org/2021/03/31/working-out-the-differences-labor-policies-for-a-fairer-recovery/ [3] Jason Furman, Wilson Powell III, “Rapid Progress in US Labor Market Bu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rapid-progress-us-labor-market-still-long-way-go [4] Christopher Waller, “Treasury-Federal Reserve Coope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waller20210329a.htm

如何深刻理解支付工具的社会成本，从而准确理解其估算口径，合理估算其社会成本？本文从经济理论角度和研究角度梳理已有研究，追溯社会成本理论的理论渊源。重点回顾并借鉴以往研究对企业、支付工具等社会成本基本范畴的界定以及测算方法，总结理论上和国际上社会成本估算的通行做法，以更好地理解支付工具社会成本及其估算。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但面临的连锁性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下滑与政治动荡更施加了巨大的不确定风险。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风险高，导致私人资本参与率低，进而引起中国政府出资比重过高，这一方面提高了经济贸易问题的泛政治化风险，增加了美国和沿线国家的政治疑虑，导致投资安全风险高企，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增加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和产业空心化的风险，进而加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风险和外部质疑。针对上述连锁性风险，五大对策十分重要：创新跨国PPP合作模式、完善“亚投行”运营机制、建立海外投资保护机制、推动产业创造性转移以及改善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沿线国家的战略疑虑。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实施更需要高度重视上述连锁性风险治理，从而化风险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