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度旗舰成果《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第三章。在分析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变化的因素、特征和影响基础上，作者构建了新的金融指标——信用总量，用以反应金融体系实际创造的信用，并揭示货币背后的信用基础和信用创造机制。 《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是实验室“中国金融与发展报告”系列研究成果的首部，已于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布，并受到普遍好评。报告基于连续12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翔实数据，深度剖析了企业、居民、政府、金融系统、对外等部门的主要风险，并从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出了宏观调控和改革建议。其它主要章节将相继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微信公众号推出，敬请关注！

去杠杆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动国有企业的去杠杆；二是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态势；三是强化金融监管，重点放在压缩套利空间和防范交叉金融风险。

本文摘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年度旗舰成果《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的第二章，原标题为《中国的债务与杠杆率：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是实验室“中国金融与发展报告”系列研究成果的首部，已于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布，并受到普遍好评。报告基于连续12年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翔实数据，深度剖析了企业、居民、政府、金融系统、对外等部门的主要风险，并从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提出了宏观调控和改革建议。其它主要章节将相继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微信公众号推出，敬请关注！

严格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即依托分布式规则、智能代码来发行和运行，其信用支撑已经距离央行的中心化机制越来越远，完全依靠某种自发运行的规则来加以支撑。虽现在规模尚小且技术还需成熟，但未来对现有的货币机制可能带来重大影响。

今年是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

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在以往的研究中，金融结构多是指金融体系中银行资产与金融市场总市值之间的相对比率。这一概念的出发点是国家宏观金融体系管理视角，也是比较狭隘的一种理解。金融结构的本质是资金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方式。金融结构理论最初要解决的现实经济问题是在一国资金和金融制度构建力量有限的情形下，用何种组织方式使资金高效地传导至实体经济，从而使全社会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资金盈余者与资金短缺者直接对接的方式是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发行债券、股票等传统信用工具。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通过金融中介间接对接的方式是间接融资，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等。而今，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走过了金融体系初步设计的阶段，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演变更为复杂。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都被迫创新了危机救助制度、扩大了救助范围并创新了货币政策工具，这些都足以表明，原有的宏观金融管理体系已经远远滞后于金融结构的最新变化。 及时把握本国金融结构，是保持金融稳定的关键。中国国内金融结构已经开始了内生演变，亟需从理论视角进行论证，为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监管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故此，本文追随以往的金融结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复杂金融体系的结构、影响和带来的挑战，以及金融结构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国内发展异常迅速，但到目前，我们观察到，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诸多信用工具，其新颖之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互联网平台替代传统金融组织机构的部分功能，二是创造了新的风险承担平台如第三方支付机构。但互联网金融只是改变了投融资平台，并未超越人类几千年以来所依赖的传统信用工具，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不做单独讨论。

201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前三个季度运行总体平稳，充分契合了高层关于经济增长呈现L型态势的判断，四季度小幅回升至6.8％，整体呈现了企稳并小幅改善的态势。从市场景气以及领先指标看，微观主体确实已经度过了最悲观的时刻，但是，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预期仍然偏弱。

作为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重要组成，汇率协调往往被认为是促进区内贸易整合的关键举措。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显示，汇率波动与贸易的关系并不明确。通过对1996－2011 年间中国、日本、韩国及六个东盟成员国家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发现在贸易引力模型的框架下，除极少例外，各个样本国货币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回归方法以及汇率波动度量中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通过汇率协调促进区内贸易的逻辑值得商榷，而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重点也需要新的反思。

金融监管失败一直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大诱因之一。

2014 年以来，由于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危机模式转向为正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