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燃气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5395.41万元；河南省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302人遇难，50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142.69亿元。 保险业参与抗灾救灾，在国家应急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初步显现。针对自然灾害，建立洪水、地震等保险机制，发展堤防灾害保险，推广“智能水浸平台”，为客户提供防灾减灾服务；针对事故灾难，前置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强化保险和消防联动，推动“安全工厂”等智慧消防体系建设。 相对于行政机制，市场化的保险机制在国家应急治理体系中的独特性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预作积累，转移政府承担的巨灾救助风险；二是快速反应，提高救灾应对灵敏度；三是机制灵活，高效配置应急救援资源；四是技术与创新驱动，打造专业化的应急治理主体。 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增强经济社会韧性，有必要将保险业作为可依靠的专业化、市场化力量，纳入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明晰保险业在国家应急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推进保险参与应急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完善建立中国特色巨灾保险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IMF 面对气候威胁，全球需要更强有力的行动 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撰文表示，面对气候威胁，各国需要制定更高的减排目标，并快速采取相关的政策响应。 文章指出，有135个国家已经承诺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然而，即使各方都兑现了到2030年的碳排放承诺，届时也只能达到控温目标所需减排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因此，所有国家还应当加大减排力度。其实，这一要求具有可行性，因为减排成本是可控的：为实现2摄氏度以内的控温目标，全球减排的成本大约为GDP的0.2%至1.2%，而其中较富裕国家将承担最大一部分负担；同时，许多国家中，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有关成本可能被国内的环境效益所抵消，例如环境改善带来的死亡率降低。为实现更强有力的减排目标，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资金支持极其重要。因此，发达经济体必须实现承诺，从2020年起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此外，为了扩大私人融资，应当明确公共部门在减缓气候变化上的目标，并提高信息的质量和标准化程度，以便更好地运用价格杠杆来推动绿色技术。 即使各国能够做出具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实施减排的具体政策依旧十分重要。对此，文章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实施碳定价。其中，IMF工作人员特别提议在排放大国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碳价下限安排。第二，加强绿色公共投资。第三，改革中，要循序渐进，并确保良好的沟通，方便家庭和企业做出相应调整。[1] PIIE 美国十月份就业人数稳固增长，但仍有百万劳动力处在观望状态 PIIE高级研究员福尔曼等撰文分析了十月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况。根据雇主调查，十月美国经济增加了531000个岗位，弱于六月至七月1027000的平均增长，但快于八到九月398000的平均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达到4.6%的水平，仅比疫情前水平高1.1%，但真实失业率（针对传统失业率的分类误差以及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下降进行调整后的失业率）则比疫情前水平高2.5%。并且，失业下降的同时，劳动力参与率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自2020年夏季以来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低位，这已限制了整体就业及经济形势。劳动参与率低反映出劳动力供给的紧俏：一方面，职位空缺及辞职率一直保持在高位，表明工作机会很多，说明人们确信自己可以找到新工作，因此有信心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通胀率较高，所以真实工资并没有出现增长。 总体来说，经济仍比疫情前趋势少了620万个就业机会。如果增长速度维持现在的水平，就业市场完全恢复还需要13个月。目前来看，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恢复情况及速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工人找工作的欲望，而非对劳动力需求的强度。[2] 美联储 美联储发表货币政策声明 11月3日，美联储发表公开市场委员会声明。 货币政策依旧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并将长期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的水平。由于过往通货膨胀率长期低于2%的目标，所以美联储将允许未来一段时期通货膨胀率略高于2%，以确保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能提升到2%左右，并将长期通胀目标也稳定在2%。在此之前，美联储将会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达到充分就业、长期通货膨胀率达到2%之前，美联储会将目标联邦基金利率一直保持在0%-0.25%这一水平。考虑到经济已经达到了去年12月所设置的“进一步实质进展”目标，委员会决定每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元国债及5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前看这一Taper的速度是合适的，但如果经济有任何变化，委员会也做好了做出相应调整的准备。美联储的资产购买项目将继续促进市场的平稳运行及维护宽松的金融条件，最终确保支持信贷流向家庭及企业。 在未来对货币政策立场的考察中，美联储将继续密切关注经济活动的多项指标（包括公共卫生、劳动力市场状况、通胀压力、通胀预期以及金融市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对可能影响美联储目标的各种风险隐患进行迅速响应。[3] 欧央行 央行数字货币：数字创新的货币锚 11月5日，欧央行理事帕内塔阐述了央行数字货币的重要性。 他指出，能否兑换央行货币才是私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价值储存手段的要害。在现金时代，央行货币通过为货币提供标准的方式，维持了稳定的支付系统，保证了金融稳定性，并确保了各方对货币的信任。然而，尽管目前欧央行依旧通过现金方式来提供央行货币，但现金在支付中的作用正在逐渐下降。这一趋势很可能会导致人们不再需要央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进而削弱央行货币作为货币锚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新兴私人支付手段（如稳定币）尚不能成为新的货币锚，稳定币的可信度依旧取决于其可以兑换央行货币的能力。但如果允许稳定币发行者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同意其以无风险存款的形式在央行中存入储备，那这意味着央行实际上将货币供应外包给了该发行商，货币主权很可能被削弱。如果央行不能提供可信的货币锚，那么人们将不得不监测私人货币发行者的安全性，以此来对每种形式的货币进行估值：这就使货币的单一性遭到了破坏。综上分析，央行应当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以确保央行货币在数字时代中依旧是有效的交换手段，从而确保央行货币作为货币标准的地位。 要成功地发行数字欧元，必须使得该货币被广泛地接受及使用。数字欧元不应当与私人支付手段竞争，而应当促进欧洲私人支付服务之间的竞争，特别要确保银行及金融科技公司可以与科技巨头竞争。同时，数字欧元还应当促进欧元国际化进程，增强欧洲在全球支付系统中的自主权。[4] 编译：贺怡源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助理 审校：胡志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1] Kristalina Georgieva, “Not Yet on Track: Climate Threat Demands More Ambitious Global Action,” https://blogs.imf.org/2021/10/31/not-yet-on-track-for-net-zero-climate-threats-demands-more-ambitious-global-action/ [2] Jason Furman, Wilson Powell III, “US Makes Solid Job Gains in October but Millions Are Still on the Sidelines,”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us-makes-solid-job-gains-october-millions-are-still-sidelines [3] Federal Reserve, “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tary20211103a.htm [4] Fabio Panetta,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A Monetary Anchor for Digital Innovation,”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1/html/ecb.sp211105~08781cb638.en.html

2021年三季度，特殊资产交易指数为327.7，环比小幅下跌3%、同比增速达5%，特殊资产在线交易指数明显回升。从结构上看，资产金融拍卖成交额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上升，成交量和成交价均有所上升。2021年三季度，资产金融拍卖成交额同比小幅提升，环比略有下降。资产金融拍卖总成交额为166.94亿元，同比增加12.30%，环比下降9.98%。成交价格降幅远高于成交数量增幅。资产金融拍卖成交量为1542件，环比上升0.78%，同比上升1.72%；平均成交价为1082.65万元，环比下降10.68%，同比上升10.40%。从交易总量上看，依然是存量项目较多的省份交易量排名前列，但头部省份的成交份额下降，成交量向东部和中部地区集中，市场发展更加区域均衡。供给方面，主要省份存量标的大幅上升，特殊资产供给增加幅度较大。成交率方面，高成交率（超过50%）省份数量上升，同时低成交率（低于20%）的省份数量也在上升。债权类资产的拍卖成交率略有下降。债权资产标的数最高的山东省，其三季度成交率仅为28%，较二季度（32%）进一步下降。 三季度，债权资产成交折扣率上升。2021年三季度，债权资产平均成交折扣率为67%，较上季度略有上升。2021年，债权资产成交折扣率较此前整体抬升，基本稳定在65%左右，较2020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三分之二的债权资产成交折扣率高于50%，溢价成交的比例稳定在2%附近。 三季度，特殊资产供给增加速度快于需求，成交价格下降。供给约束会推动经济的滞胀格局，关注中小企业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债务风险带来的特殊资产行业扩容机会。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本文利用变系数不可观测要素模型，以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估计政府的通胀目标并评估其对于实际通胀的影响。研究发现，本文估计的通胀目标自2012 年以来显著高于实际通胀，其有效拉抬通胀预期，成功抵消经济增速放缓对总体通货膨胀的抑制。通胀目标与实际经济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危机后均显著提升，中国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现象，政府通胀目标对于实际通胀起到良好的锚定作用。

2021年7月下旬，德尔塔毒株变异引发全球新冠疫情加重，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三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仍维持上半年的资产购买和政策利率水平。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高企，部分发达国家央行开始释放缩减购债和加息的信号，美联储称最早将于11月开始缩减购债，市场预期英格兰银行将于2021年年底前加息一次。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等国选择加息以对抗通货膨胀压力。由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三季度美国、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二季度末上行。巴西、土耳其等国三季度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行。 2021年三季度，我国央行维持常规货币政策操作，每日开展逆回购操作，每月开展MLF操作。7月15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7月国债收益率、企业债收益率均下行。由于能源紧张、受“双控”政策等影响，8、9月债券市场收益率震荡上行企稳。总体来看，三季度国内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了20个BP。 2021年三季度，我国债券发行规模约为15.78万亿元，较二季度有所增长。2021年年初至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占新增专项债务总限额的64.86%，专项债发行速度较上半年有所提升。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125.04万亿元，债券余额保持稳定增长，金融债是存量债券中规模最大的类别。受政策和房企违约事件影响，房地产行业出现较大的债券融资缺口。 2021年三季度，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主体数量保持稳定，违约债券只数和逾期本息金额大幅上升，信用风险攀升。民营业仍然是我国债券市场大部分违约事件发生的企业类别，需要防范相关的风险。三季度发生少数国企违约事件，房地产行业违约事件频发，需防止风险传染和市场恐慌情绪出现。 9月24日，“南向通”上线，为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地区债券市场提供了渠道，有利于加深内地与香港地区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我国债券市场双向开放的进程。 展望未来，在经济逐渐复苏的前提下，主要发达国家将考虑对抗通货膨胀高企的措施，采取缩减购债或加息的政策。我国将继续采取正常货币政策，暂不需要资产购买操作，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受降准预期减弱影响，四季度债券收益率或将维持9月份的上行趋势。债券市场余额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房地产企业违约风险得到控制，境外投资者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

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创新加速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台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

序 言  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三年攻坚战的最后一年。三年中，我国金融风险化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经济增速换挡、新冠疫情冲击等中长期和突发因素影响，风险防控仍旧面临严峻挑战。 从供给端来看，自2020年以来，特殊资产供给数量持续增长，除仍占据主导的商业银行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小贷公司以及理财机构等，随风险的持续上升，不良资产处置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在非金融企业方面，2020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疫情冲击短期停摆后初步恢复，但行业发展并不均衡，收入增长放缓导致企业资金面持续紧张。截至2020年末，工业企业应收账款累计达17.28亿元，增速为2014年来最高，工业企业亏损家数和亏损额累计同比增速分别达18.1%和5.9%，表明亏损企业覆盖面扩大、亏损程度加深。在经营状况恶化的背景下，企业破产、兼并重组等情况显著增加。 从处置端来看，在监管部门引导下，商业银行显著加大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2020年全年核销超过3万亿元，为近年来最高，预计未来几年银行通过核销来处置的不良资产规模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五大金融AMC和地方AMC聚焦主业，提升资产处置能力，2020年共承接银行债权转让约3,428亿元。此外，AMC还积极参与非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处置，通过投行化手段的运用，来修复和发掘特殊资产价值，在企业纾困、金融风险化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政策层面，面对中长期风险挑战以及疫情冲击，监管部门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核销处置力度的同时，不断扩大试点、完善制度，为提升资产处置效率创造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2019年底，央行启动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第三批试点，由之前试点的18家机构扩容至包含五大金融AMC在内的40家机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运行进度。2020年，银保监会加大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并于2021年初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截至2021年6月末，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交通银行陆续发布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公告，涉及的借款人分别为11户、19户、23户、113户、56户；涉及未尝本息总额分别约为436.5万元、1862.6万元、891.4万元、7741.3万元、1186.7万元。试点平稳起步，为后续万亿级市场的开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展望2021年，特殊资产行业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一是特殊资产的总量仍将持续上升。在宏观层面，疫情之后，整体经济平稳复苏，但经济结构分化较为明显；叠加疫情反复可能带来的影响，实体经济的风险仍将继续释放。此外，在严监管背景下，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即将结束，非标业务持续收缩也可能导致存量风险的暴露。 二是特殊资产的来源主体更加多元化。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外，近年来，随着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金融监管的趋严，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也在不断上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21年5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信托公司与专业机构合作处置风险资产的通知》，同意信托公司通过与专业机构的合作来处置风险资产，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批量处置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除金融机构外，产能过剩行业、地方城投以及严格调控下一些弱资质、高负债的房地产企业的重组、重整也会有所增多。 三是特殊资产处置难度加大、周期拉长。特殊资产行业具有明显的跨周期特征，即逆周期收储、顺周期处置，以充分实现资产的价值修复和发掘。但目前情况来看，经济下行与结构调整仍将维持较长时间，重点行业特别是房地产行业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资产价格大幅回升的概率较低，加之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会给特殊资产的处置造成持续的影响。 四是投行化处置将逐渐成为主流。投行化处置与传统处置有着较大的区别：其一，对利益重心的关注点不同，传统模式更关注不良资产的回收，是以“止损、减损”为目标的，而投行思维则更关注不良资产的价值挖掘，是以“动力再造”为目标的，因此，投行对特殊资产的处理不仅是控制损失，更是要使特殊资产重新具备赢利的能力；其二，对特殊资产形成企业的态度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更强调企业偿债能力，而投行类机构则以“直接投资者”身份对待企业，关心企业发展和成长，更强调企业盈利增长能力。 从实践来看，投行手段和工具的应用已成为特殊资产处置的重要趋势。从企业端来看，在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信用分化的条件下，各行业的并购重组增多，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大量低效资产的重新配置，需要相应的企业重整、重组、证券化等投行类金融服务。从金融市场环境来看，自2018年以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改革明显加快，基础制度不断夯实，市场发展持续向好，为特殊资产业务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募投资、管理、退出的渠道和空间。 五是特殊资产的生态将更加丰富。特殊资产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逐步形成“5+2+N+AIC+外资AMC”的市场结构。其中，以商业银行、五大金融AMC、地方AMC等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机构，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一级市场。近年来，随着金融风险的上升，相当大数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租赁、保险资管等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也成为一级市场上特殊资产的重要出让方。众多民营资本、机构投资者（特殊机会基金）、产业投资者、外国投资者以及个人投资者等则构成了特殊资产投资的二级市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交易平台（地方交易所和互联网交易平台）、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参与其中。一个开放、多元的市场格局已初步形成，有效地提升了特殊资产定价、交易和处置的效率，为更充分地发挥特殊资产挖掘存量价值和熨平经济周期的功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是特殊资产市场的开放度将进一步提升。从全球范围来看，特殊资产投资是资产管理的重要领域。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特殊资产市场的关注也由来已久。在过去一段时间，外资机构通过设立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注册外商独资公司（WOFE）作为“非持牌AMC”、利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进行证券类投资，以及认购不良资产证券化（ABS）产品等方式参与我国特殊资产市场。而在政策层面，顺应金融开放的导向，也在更多的领域进行尝试，为外资机构参与我国特殊资产市场提供便利。2020年4月，海南新创建资产管理公司获批，成为第一家外资（港资）控股的可以进入银行批量转让市场的AMC。此外，在跨境投资方面，深圳、广州、浙江等地区，在自贸区改革方案中都将不良资产的跨境转让作为重要的探索方向。特殊资产市场的持续开放，将进一步丰富特殊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对提升市场活跃度和定价效率，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看，我国特殊资产市场的发展正步入成熟阶段。为全面反映我国特殊资产行业的运行情况，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组织行业内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专家，对我国特殊资产行业从2020年以来的最新发展动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介绍，并对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进行展望，以期能够为监管部门、特殊资产业界，以及对特殊资产行业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与《中国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报告（2020）》相比，为更充分地反映行业现状，《中国特殊资产行业发展报告（2021）》分为四篇：第一篇为“特殊资产行业运行”，系统地阐述了特殊资产行业近年来的整体运行情况；第二篇为“行业改革与发展”，基于不同角度介绍了特殊资产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最新实践；第三篇为“国内外经验借鉴”，旨在对特殊资产行业的国内外领先经验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发展镜鉴；第四篇为“市场与产品创新”，主要着眼于特殊资产行业的市场热点与产品创新。 其中，第一篇的写作分工大致如下：第一章（曾刚），第二章（冯毅、赖文龙、陈宇轩），第三章（戴志锋、陆婕），第四章（任涛），第五章（陈阳），第六章（赵金龙、陈秀文、赵舒婷）。囿于编者能力有限，加之特殊资产行业仍然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许多概念和分类可能失于严谨，部分结论也值得商榷，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深入探讨。疏漏之处，还请读者谅解。 曾刚 2021年8月

在全球能源供需缺口扩大、国内局部疫情反复、能耗双控政策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的恢复仍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不振，消费反弹难以改变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下行趋势。价格因素进一步支撑了外需韧性，不过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将使我国进出口面临下行压力。 信用增速进一步放缓。企业部门的信用扩张力度明显放缓，投资意愿和融资需求都在减弱，债券市场在偿还高峰下违约情况加剧。工业增加值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行业间利润严重分化，与化工原料采集加工相关的行业利润增长较高，而中下游行业利润增长乏力。制造业的景气度明显下滑，中小型企业利润空间再被压缩，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也需进一步改善。政府部门的信用扩张力度有所减弱，专项债发行加快，但整体进度仍然偏慢。年内偏紧的城投政策加剧了城投平台分化，资金加速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今年政府财政呈“收多支少”特征，抓住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为后续的财政政策拓宽了空间。居民部门信用扩张力度小幅加强，主要是经营贷款增速仍然较高。受到收入增速回落及房贷市场收紧的影响，居民消费贷款持续疲软，存在明显的存款定期化特征。 今年我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PPI滞胀。与2012年之前PPI的上涨机制不同，此轮PPI上涨虽然也有外部油价、铜价上涨向内部传导的因素，但主要因素在于内部煤炭供给的缩减。考虑到价格惯性，预期10月份的PPI生产资料价格和整个PPI还将继续攀升。如果没有供给侧的明显改善，PPI的峰值要到11月、甚至12月才能来临。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基本平衡，四季度稳货币、稳信用、稳财政大概率成为政策的主要基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进一步发挥作用。 ...... 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