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合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

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创新加速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台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

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数量和直接融资比例显著提高。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外汇储备稳居世界首位。此际，我们还发起了亚投行、金砖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有力支持了“一带一路”的实施，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回归。毋庸讳言，我国金融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金融体系也经历了一系列冲击。 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波动发展，其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烈可谓世之罕见。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正处于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期。经济金融经过上一轮扩张期后，进入下行“清算”期。同时，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业内部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另外，体制性原因导致一些市场行为出现异化，道德风险明显上升，而金融监管很不适应。中国金融业面临新挑战，需直面应对。 第一个挑战就是结构失衡。目前，实体经济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失衡，循环不畅。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根本任务。 第二个挑战是外延式扩张模式已至末路。过去经济快速增长，金融业可以快速上规模，可以搞外延式扩张。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来的路已至末路。质量优先，效率至上，内涵式发展成为发展的新模式。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更要注重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 第三个挑战是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彻底改变。金融业制度性利差明显，一度存在“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而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后要突出的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这可以从六个方面入手，即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注重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支持创业投资，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风险投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加快实现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型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坚持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功能定位，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与商业性金融联动互补、差异化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要注重本地化，扎根基层、服务当地、精耕细作，不宜搞业务多元化和跨区域经营；促进商业保险发挥长期稳健投资作用，发挥经济的“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事实上，这也是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未来金融体系勾画的要点。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的明确判断。这就告诉我们，我国风险管理和加强监管任务，集中在去杠杆上，去杠杆是防范风险和维护稳定的必要前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等。与之对应，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为此，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是关键。而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仅仅依靠从金融侧去杠杆倒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效果并不明显，更重要的仍是提高实体经济效率。而要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提高资产回报率在上升的行业的比重，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大规模产业调整势在必行。 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对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普惠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的长尾效应可以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同时，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也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金融服务范围的扩大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有力地支持了供给侧结性改革，从而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互联网金融自2013年迎来爆发性增长以来，监管态势也经历了由松到紧，由鼓励、促进到规范发展的转变。2017年7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充分显示中央引导和规范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意志和决心。当前，政府监管与自律规范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正在逐步构建，行业整体风险下降态势明显，风险案件高发频发势头得到遏制，机构优胜劣汰加速调整，发展环境逐步净化。可以预见，随着专项整治收官和长效机制建立，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必将实现真正腾飞。 本书延续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分析与评估(2016~2017)》的研究框架和结构，从行业平台状况、运行态势和特征、风险管理和监管、国家监管发展与启示以及未来展望与趋势等方面对2017年以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行业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展望和总结。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我国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摘要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作为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的系列年度报告，秉承“记载事实”“客观评论”，以及“金融和法律交叉研究”的理念，系统、全面、集中、持续地反映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现状、发展和改革历程，为金融机构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素材，为金融监管当局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8)》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组成。“总报告”有两篇：第一篇为“我国金融风险的类型、程度、比较与化解之策”，在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建议。第二篇为“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重大事件述评”，对2017年度中国金融监管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并对2018年中国金融监管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报告”为分行业监管的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进展，呈现给读者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深度分析了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的重大问题，主要涉及网络互助计划、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区块链金融、资管产品增值税、系统性风险度量等。 关键词：金融监管系统性风险监管协调流动性风险

摘要 中国的文化金融研究是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政策的出现而兴起的，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联合发布，结合中国文化金融最新研究和实践成果，对中国2016年度文化金融发展进行了总结。本报告共分为总报告、工具篇、行业篇和专题篇四个部分。 总报告是本报告的核心部分，集中了课题组对文化金融研究和实践的基本观点。总报告对国内外文化金融研究进行了文献整理和理论视野分析，对文化金融命题进行了逻辑推演和学理分析，并提出了基本观点；提出了矩阵式的文化金融分类框架，并基于框架总结了四种不同的研究路径；重点对2016年中国文化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提炼和总结，认为文化金融发展在局部领域迎来了调整期；还对中国文化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做了宏观分析，就文化金融政策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在金融服务对象、金融服务主体、金融服务功能、金融服务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工具篇从债权、股权和风险管理三个角度总结分析了2016年文化金融发展状况。行业篇对电影、艺术品、出版发行、新媒体四个行业的文化金融发展进行了分析，奠定了从产业视角研究文化金融的基础，有助于文化产业研究者继续深入开展研究。专题篇深入探讨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发展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报告完整阐述了“筹投贷”模式，并对文化金融领域的区块链应用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 Abstract Research on China's culture finance has emer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promo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which is a research fiel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eport, which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and China Culture Finance 50 Forum, summariz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in 2016.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is report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l is General Report,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whole report, focusing on the basic ideas of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finance. This part firstly m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poses the main opinions on culture financ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deduction. Secondly, a matrix framework is proposed which summarizes four different research paths. Thirdly, this part summarizes the present statu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and argues that culture finance is facing local adjustment. Finally, this part makes a macro analysis on the future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and offers proposals on the subject, object, 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 of culture finance. Part II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finance in 2016 from three aspects: debt instruments, equity instruments and risk management instruments. Part II focuses on four industries: film, art, publishing and new media. This part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ies on culture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es. Part IV consists of several special reports, which includes analysis on internet finance, crowdfunding -investment -loan linkage and block chain in China's culture 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