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9）》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年度报告的第七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国内外支付清算行业与市场的发展状况，充分把握国内外支付清算领域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演进，深入发掘支付清算相关变量与宏观经济、金融及政策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动态跟踪国内外支付清算研究的理论前沿。报告致力于为支付清算行业监管部门、自律组织及其他经济主管部门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为支付清算组织和金融机构的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材料，为支付清算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素材。自2013年出版第一本报告之后，连续六本都引起了政策层、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支付清算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一方面，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大背景下，支付清算强监管将是未来几年的政策基调，支付市场规范发展也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另一方面，伴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支付清算体系也迎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零售支付工具领域，各种创新令人眼花缭乱，不断改变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新金融创新受到全球关注，但是与支付清算领域的表面繁荣相比，整个理论研究的进展严重滞后于行业和市场的发展，这也导致了在政策与实践中难以形成共识，经常陷入各种争议和矛盾。 本报告由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构成。总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历程、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并且运用量化分析工具考察了支付清算体系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支付清算体系运行与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金融系统稳定、货币政策等的内在关联；专题报告跟踪分析了国内外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状况、热点与难点问题，系统梳理了近期支付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期待本报告能够成为一个重要平台，用来促进我们与各界同人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国支付清算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做出贡献。   Abstract China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as the annual report of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ims to summarize and reflec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al economy. It tries to cover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rules、and policies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over the world and track the theoretical frontiers in this area. With ample data and detailed analysis, the report tries to provide reliable and useful referenc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y. Since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2013,the five issues of the annual report have attracted general and intense attention of academics, market professionals, and policy makers. The key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yment market is the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n the one h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market will be a basic and long-term task.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ur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re evolving at a breathless pace.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tail payment, all kind of innovations are changing people's routine lif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in China, especially those in mobile payments, have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However, the progress of payment theories i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arke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ontroversies in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report consists of two parts: general reports and special topics. The general report presents a panorama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cluding its evolution path, current status, existed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yment system indexes with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isk, and monetary policy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Special topics keep a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hot issues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a selective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n FinTech and payment innovation. We expect this report to become a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Research Center of Payment & Settlement and all the peoples and institutes interested in this significant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开启住房金融新篇章(代序) 李扬 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2019）》（以下称“报告”），终于同读者见面了。这份凝聚了蔡真博士及其团队近一年之心血的报告，全面回顾了中国住房金融的发展历程，概括了中国住房金融的巨大成就，总结了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展望了未来我国住房金融发展的前景。这是目前国内有关住房金融最为全面、较为权威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国家级专业金融研究智库，我们将定期出版《中国住房金融发展报告》（年度），同时还将针对市场热点发布专题报告，以期为我国住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警惕房地产市场成为“灰犀牛”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住房市场的发展重新做了定位，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一句非常平实的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落实这一定位，需要沿着两条线展开工作：一条是落实“住”，就是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另一条就是抑制“炒”，那就需要建立支持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毫无疑问，这两条线的努力，都离不开有效的房地产金融体系的支撑。 报告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主要围绕第一条发展线索涉及的金融问题展开分析。第十章集中讨论了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指出，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应该集中于供给端，而对需求端的支持，则应财政、金融并举且以财政手段为主。在地域配置上，以集中于大城市（更准确地说是特大城市）为宜，等等。第十一章则对金融支持的重要工具REITs的海外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针对第二条线索，报告的第九章对住房金融的风险进行了分析，重点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房地产泡沫问题的关切。 报告认为：我国住户部门的房贷金融风险整体可控。尽管从房价收入比、租金资本化率等指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整体和一线城市都处于高位，可明显观察出泡沫，但是，从贷款偿债率指标来看，2018年的5.5%则明显标识着偿债压力较小。究其原因，一方面，在我国房贷大规模发放的年代，房价总体处于历史低位，此后房价上涨，提高了住房的重置价格，客观上对偿债形成“保护”；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较高，拥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支撑还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以来，居民杠杆率的急剧攀升和居民储蓄率随经济下行而开始下降，在减缓房价上升压力的同时，也给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投上了一抹清淡的色彩。 报告同时指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蕴含的金融风险。根据对上市房地产企业财务数据的分析，一方面，自实施去杠杆政策以来，它们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从未下降；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还在上升，但净资产收益率已露下降之疲态，这说明，房地产企业的盈利正在被高额债务侵蚀，这种形势如果持续，极有可能滑入明斯基所定义的“庞氏融资”阶段。 总之，报告的分析显示：在未来，房地产市场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金融领域最大的“灰犀牛”，其发展趋缓以及金融风险（特别是房地产企业）的“水落石出”，可能成为高悬于中国经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二、房地产金融的证券化趋势 房地产金融的证券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居民个人抵押贷款市场上。如所周知，在物理上，房地产的流动性是极差的。然而，一旦金融因素介入，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基于流动性极差的房地产业，在其上附加足够多的创新金融产品，这个非流动的房地产，便可能在金融上获得足够的流动性。现实发展正是如此。首先，银行针对住房提供抵押贷款，其期限，美国最长可达50年，我国则是30年。长达30~50年的贷款活动出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无疑会导致期限错配；倘若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上升到一个显著水平，则会使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陷入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风险之中。 开辟抵押贷款的交易市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但是，抵押贷款期限过长、规模过大且非标准化，以至于住房市场有一点风吹草动，市场交易便会停止，流动性风险将立即降临。金融工程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此处的期限错配问题。我们可以把足够规模的抵押贷款聚合在一起，将附着于它们之上的资金流汇聚成一个贷款池。进而，基于“池”中的现金流，对之进行分拆、重组、打包，形成符合要求的新的现金流，然后，以这些现金流为据，发行新的债券（抵押贷款证券)，如此，通过这个被称作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一系列操作，住房市场的流动性便奇迹般地提高了。显然，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原理是可以大范围复制和推广的，于是我们就有了各式各样的资产证券化。正是这样一些证券化产品，构成20世纪以来影子银行体系的主体。 当前，中国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规模已接近26万亿元，四大国有银行资产中，个人住房贷款所占比重均高达30%，占据贷款行业集中度之首。面对如此之巨的贷款规模，流动性的压力不言而喻，大力推行抵押贷款证券化，借以提高流动性，遂成必然选择。 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另一优势是节约资本占用。随着《巴塞尔协议》在中国落地，银行业对资本管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和精细，个人抵押贷款风险高、期限长，在风险管理的框架里，本就属于资本耗用较高的资产，更何况，近年来，伴随着经济下行，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不良率上升较快，补充资本金的需求更殷，这也成就了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趋势。 我国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验始自21世纪初，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贷款余额不大、金融体系储蓄来源充足，加之我国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法律环境，客观上难以有效支持证券化的推行，我国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程一直比较缓慢，只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随着房地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日趋巩固，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开始凸显，抵押贷款证券化方才有了长足发展。2018年底，RMBS余额7477亿元，已经成为信贷类资产证券化中最大的品种。然而，与个人抵押贷款一级市场近26万亿元的存量相比，抵押贷款的二级市场以及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都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三、REITs:聚集权益资金、促进金融分享化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信托金（REITs）开始在中国房地产金融领域大行其道，并展现出很好的发展潜力。REITs是一种采取公司、基金或信托的组织形式，通过发行股票、受益凭证或其他权益凭证的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由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投资和经营可产生收益的房地产来获取租金收益和资本增值，并将绝大部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的投资信托基金。 REITs的直接作用，就是实现了债务资金向权益性资金的转换，在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一直得不到提高，致使杠杆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它的发展，对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推广。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筹集权益资金的能力较弱，这种发展格局不利于吸引长线资金，不利于降低杠杆率，也助长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机氛围。REITs产品既具有债权产品特征，因为REITs管理人每年必须将90%以上的投资收益强制分配给投资者；同时还兼具股权产品特征，管理人的主动管理能力会影响REITs产品的估值，而投资人也可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买卖REITs份额。这种类似于夹层资本但又更偏向于股权的性质，无疑有助于丰富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有助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进一步分析，REITs的发展，还在房地产金融领域引领了分享化趋势，因为，REITs投资收益的90%以上须分配给投资者，因而，REITs的份额化发行，势必使更多的投资者分享房地产市场的收益。过去二十多年来，房地产成为收入差距加大和财富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工具，而通过REITs这一工具将房地产投资大众化，或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种途径。 我们认为，REITs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满足正在到来的我国房地产市场“存量时代”的金融需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居民（包括城市和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大大提升，从人均角度看，40.8平方米，已经高于俄罗斯，从户均角度看甚至高于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住宅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开发商过去那种拿地一开发一销售的资金密集型运行模式已不可持续，因为销售端的需求已不再强劲。取而代之的是在城市化不断深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住房租赁需求，这种需求在现金流上的特点是额度小、频率高，它与开发商大规模运筹资金模式较难契合，却适合有众多小额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共享金融的发展。从这一视角看，“租购并举”制度的落地，可能对REITs 这种金融工具产生巨大的需求。 从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视角看，伴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走向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渐成主导。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专业的人力资本，二是专业的房地产设施。以人力资本为重要载体的服务业，大都是轻资产公司，它们不大有能力专购房地产设施用以经营，大都采取租赁经营的方式；而服务业房地产设施的经营又具有专业性，这就催生了专门的房地产设施管理经营者，它们往往以REITs管理人的身份出现，并且行业细分程度极高。运营商业地产类REITs的核心，是要找到好的品牌销售商并优化商场的装修程度，REITs的租金收益与商场的销售收入紧密相连，因而租赁合同条款除了规定一个固定底线外还会按销售收入分成。运营仓储物流类REITs的核心是要选取一个综合运输成本最低的位置，同时在分拣、包装设备上进行大量投资，其租赁特点是客户相对稳定，但租金上涨的可能性极低。REITs资产的专业化特点在金融上的表现就是：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这显然适合份额化发行并提供相对稳定回报的金融产品。从美国的情况看，REITs已经衍生出诸多细分行业，除传统的商业类REITs、办公类REITs、公寓类REITs之外，还出现了数据中心类REITs(即管理数据存储中心的REITs）、生活存储类REITs（即为居民旧物提供存储空间的REITs）、学生宿舍类REITs(这类REITs具有典型的季节性特点)，如此等等，花样翻新，若非亲眼所见都难以想象。我以为，恰恰是这些专业化REITs管理团队促进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城市化、服务化的阶段，但城市服务设施的专业化管理水平还不高。近年来自称自诩的养老地产概念，认真考察下来，无非还是“卖房子”的老故事，究其根本，还是缺乏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因此，要想进一步提升经济服务化的程度，应针对诸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新挑战，进一步构建对房地产设施进行专业化管理的体系。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在发展REITs方面的经验，可为借鉴。 仔细分析，发展REITs，还有一重应对房地产泡沫及其严重后果的意义。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处理大量不良资产，REITs份额化发行的特点有利于筹集资金，专业化主动管理的特点有利于盘活资产。纵观世界主要国家的REITs发展史，其发展的初衷都包含着处置危机的因素。近期看，次贷危机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恢复，REITs亦有重要贡献。鉴此，发展真正的公募性质的REITs产品，在中国已经提上议事议程。 四、要有防控风险的准备 我们看到，传统上最“实体”的房地产市场，如今已开始大规模地金融化。从世界眼光来看，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不可避免会带来新的风险因素，为了有效管理这些风险，我们必须未雨绸缪。管理房地产金融风险干头万绪，最关键的则是如下两条。 第一，金融创新不可过于复杂，新产品的风险要充分揭示，而且要易于理解。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所涉贷款的规模自身并不大，却产生如此恶性的影响，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产品过于复杂化：其一，结构化分档之后，优先档和劣后档之间的违约相关性并不真实，危机发生前，这一参数都是基于模拟结果得出的，遭论证券化的“平方”以及“立方”了，蕴含的违约风险不清，当然就很难指望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和救助措施了；其二，证券化之后，市场并不清楚新的证券交易的网络结构，雷曼的倒闭，正可归因于监管当局对其在做市商中的系统性重要性地位无所了解；其三，市场对移动互联背景下信息传播模式的理解不够深入，这还有待传媒理论的深入研究。 第二，金融创新应置于监管之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脱离监管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危机前，房贷一级市场中前十大次贷放款机构（约占次贷总份额的59%）都不是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FHLBs)的会员，因此脱离了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的监督；二级市场中约20%的抵押支持证券不在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HEO）的监管之下，而它们大部分都是次级贷款支持证券。危机后，美国当局采取了扩大次贷支持证券购买比重的紧急措施，对稳定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在提高监管体系有效性的同时，还应当尽可能扩大监管的覆盖范围。

摘要 本书总报告《新经济动能转换与资本市场结构转变》指出，受强监管导致信用收缩、外部风险冲击加大等因素影响，预计中国经济2018年增长6.6%、2019年增长6.3%。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与经济增长呈现分化趋势，A股估值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上市公司运营保持稳定，价值投资浮现。当前中国新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增长新旧动能接续正常，新经济领域“独角兽”涌集，新经济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受高成长性、高创新能力、轻资产与高技术等业务特点影响，中国目前资本市场体系不足以支持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中国新经济发展及中国新旧动能顺利转换保驾护航。分报告一《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估研究》在总报告基础上从微观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评估，报告在2017年价值评估模型基础上，更加完善细化和加入、更新多维度创新能力衡量指标，最终形成财务状况、估值与成长性、创值能力、公司治理、创新与研发五个维度的价值评估模型，并主要使用2017年年报公开数据对中国A股和香港中资股、美国中资股分行业上市公司进行了评估与综合排名，筛选出了分行业价值较高的上市公司。从排名结果我们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升级，新科技、新业态和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构成上市公司价值增长的重要因素，也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分报告二《互联网经济发展、颠覆性创新和中国增长动力重构》进一步从新经济角度分析了在人口红利消失后重构增长动力的世界性难题。报告指出互联网经济提供的技术手段有助于企业成功应对个性化销售趋势的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获取敏捷红利，延长人口红利的周期，并增进消费者福利。更为关键的是，得益于互联网经济的技术保障，创造新市场并具有足够外溢效应的颠覆性创造成为可能，进而成功重构增长动力。本报告选择A股、港股和美中概股市场上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中资非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来分析2004~2017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美中概股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与美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进行简要的比较。在颠覆性创新特征尚不明显和敏捷红利面临衰竭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互联网经济仍不足以重构增长动力。专题报告《新一轮债券违约潮特点与金融风险防范》指出2017年以来的新一轮债券违约规模增速明显超过前两年，且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第一，金融去杠杆政策下，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的民企融资受限，违约占比显著上升；第二，随着去杠杆政策效应从货币收紧到社融增速下降，表外融资收缩加剧债券违约；第三，随着资管新规等政策落地，从银根收紧演化为到表外资金收紧，一些流动性较好的优质债券被动抛售；第四，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违约处理机制亦得到进一步完善。2017年债市整体延续熊市，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经济方面受内外双重承压，国内经济增速回升、联储带动全球货币收紧；其次，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边际收紧利空债市；再次，监管收紧加剧短期流动性风险，特别是资管新规改变市场机构行为；最后，汇率波动、中美利差走阔进一步推动中债利率上行。2018年上半年，债市收益率整体震荡下行，受到央行降准以及未随美加息等影响，资金面较上年同期边际宽松。2018年又将是企业非金融信用债到期的高峰，如何有序推进市场化进程，将债券违约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避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是区域性的债务风险，而有利于市场化的长远发展目标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合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

生态体系不断完善，普惠金融创新加速 （代序） 普惠金融的概念从提出至今已有很大的发展。2005年，联合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此时的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等产品和机构层面的活动。到目前为止，普惠金融已经演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金融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了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也包括了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也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不仅包括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机构（如银行、保险等），也包括为这些机构提供各种服务，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金融效率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等。 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金融科技。以信贷为例，在实践中，金融科技主体通过构建产业集群平台，将过去由单一机构独立完成的诸多信贷环节模块化，连接资金方、资产方和在业务链条不同环节中各有所长的服务提供商，形成有机的借贷生态体系，充分发挥各自在业务属性、服务网络、数据积累、风险管理、科技研发、金融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化优势，以协同方式消除业务短板，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价格可承担、体验便捷的服务解决方案。 一 营销获客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获客环节可以联合各类主体协同进行，通过整合内外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资源、消费类或经营类场景，多管齐下打造多维、立体的服务网络。比如在线上，互联网公司拥有独特的消费和支付场景，这些场景能够增加客户服务的入口、降低获客成本，让用户在具体的消费场景中享受便捷的借贷服务。在线下，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发挥实体网点分布广泛、营销人员专业性强和地区经验丰富的优势；行政部门的财税结算机构、助农组织、公益性团体等都是优质的经营类场景入口，能够捕捉小微企业、“三农”人群在生产经营环节中产生的即时资金需求。这种多机构、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弥补了传统模式单一服务渠道覆盖不均或不充分的短板，提高服务渗透率、人群触达率，从而能够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 二 风险管理 在普惠金融生态链中，自有平台数据、外部互联网数据、评级机构数据与银行、小贷公司、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的金融数据在判断普惠金融人群信贷风险上的优势被有效整合。用户的线上行为数据主要可用于反欺诈等模块，而金融数据与互联网数据则能够共同支撑信贷决策的制定。在风控模型方面，具备技术优势的大数据征信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和咨询公司等已经在为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本地支持和私有云服务，其公有云技术也可以与借贷服务平台自有的风险量化模型协同工作，共同发力对小微企业和普惠金融人群进行精准、立体的风险画像。 在风险承担方面，由于普惠金融人群具有风险高、波动大等特点，单一主体如果自担风险，则风险集中度太高，容易影响其业务盈利性和可持续性。集群模式促进了增信方与资金方的合作，共同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服务，发挥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风险保障的功能，并可以通过共保、“担保+保险”等模式，服务更为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普惠平台、增信方、资金方的风险模型可以进行交互验证，使评估结果更为全面、准确，最终形成风险分散、成本可控、多方受益的风险承担机制。 三 资金来源 普惠金融的资金来源主要考虑成本和供给两个方面。从整个行业来看，除银行外，其他金融主体均非吸储机构，资金成本普遍较高，高企的资金成本将直接压缩借贷服务的定价空间。而平台模式可以联合银行、小贷公司、P2P网贷平台等多种资金来源，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和资质匹配最佳资金方案。一方面，通过信用保证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方式，在满足银行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平台可以引入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普惠金融人群获取借贷服务的成本。另一方面，在灵活、多元的资金模式下，小额贷款公司和P2P网贷平台可以作为银行资金的有效补充来源，满足更下沉人群的融资需求。同时，多种资金来源还可以降低资金面波动对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影响，为普惠金融人群引入持续、稳定的“源头活水”。此外，借贷服务平台还可以与政府部门和非营利机构合作，在针对低收入人群、农户、妇女等群体提供借贷服务、扶持他们创业脱贫的业务中获得资金支持和财政资源倾斜，使资金成本和定价进一步下探。 在普惠金融业务中，单一机构任何一个环节的能力局限或成本高企都会对其业务规模化运营、可持续性增长形成阻碍，从而导致普惠金融业务推行受阻，难以持续下沉，陷入发展瓶颈。在普惠金融人群借贷服务领域拥有丰富业务经验的平台型机构可以采用集群模式，依托数字普惠技术搭建平台、聚合生态链上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提高整体业务在获客、风控、资金、贷后等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实现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三降”，使业务在稳健运营的前提下形成规模效应，并进一步摊薄单位成本，从而有序推动针对普惠金融人群的借贷服务真正由“普”及“惠”。 总体上来看，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显著加速，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多样性、可负担以及商业可持续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中，尤其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商业可持续瓶颈。普惠金融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也吸引了更多类型的机构和资金参与其中。有鉴于普惠金融实践的上述变化，《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18）》从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入手，以不同类型机构为主线，从金融功能角度展开，在全面介绍各类机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保险、担保以及金融科技企业等）实践的同时，对普惠金融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期全面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创新的前沿与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