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性转变，且这一转变也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从旧“三位一体”到新“三位一体”的结构性转变。以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爆发为特征的全球新变局既给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为应对新挑战及把握新机遇，中国央行应再次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进行扩展与改良，实施以“大力推动人民币在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与结算、加大在国内市场与离岸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提供高质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的力度、加快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为特征的新新“三位一体”策略。

从2009年至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性转变，且这一转变也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策略从旧“三位一体”到新“三位一体”的结构性转变。以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爆发为特征的全球新变局既给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安全带来了新挑战，也提供了新机遇。为应对新挑战及把握新机遇，中国央行应再次对人民币国际化策略进行扩展与改良，实施以“大力推动人民币在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与结算、加大在国内市场与离岸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提供高质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的力度、加快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为特征的新新“三位一体”策略。

本轮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根源是：房地产市场长期拐点来临与以“三高”模式为典型的地产资本无序扩张激烈碰撞，同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放大了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产生了严重的外溢效应，影响到金融市场、上下游企业以及财政体系。由于地产金融化的特点，其最初表现为流动性风险，监管当局采取了引导市场预期和信贷托底方式应对，取得了一定效果。从长期看房地产走向新发展模式成为必然，本文对金融促进房地产转型提出了相关建议。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重点方向。要推动我国金融科技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努力优化金融科技生态这一创新“土壤”。本文首先对“金融科技生态”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提出金融科技生态体系的理论架构，将其归纳为“5+1”模式，即“五个层次+环境要素”；最后基于金融科技生态体系理论架构，结合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实践，分别从基础层、技术层、业务层、客户层、监管层、环境要素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金融科技生态的重点对策。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下剩余权利配置的视角出发，对金融监管的理论机制进行了阐释。金融监管可以看作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隐性契约。由于监管规则无法覆盖全部相关情境和存在未来修改的可能，这种隐性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因此隐含着相应的剩余权利空间。金融科技的颠覆性创新性质导致上述剩余权利空间急剧扩大，并且难以基于监管者的传统经验来加以处理。通过监管双方之间动态的谈判过程，监管沙盒可以避免创新者在资源投入和信息披露上的激励扭曲，从而诱导出对于社会福利更优的金融创新。基于这一视角，中国金融改革的渐进性质决定了其中的监管剩余权利空间会持续存在，而监管沙盒的精神实质可以为上述乘余权利空间的配置提供重要的借鉴。

本文结合行为金融和计算实验方法建立包含三类交易模式的异质跨期人工金融市场,分别在期望效用和前景理论框架下描述投资者决策方式对资产价格波动特征的影响。其中,基于前景理论框架的情绪交易包含二维风险态度、参考点效应、主观概率扭曲等多种心理因素。通过与上证50ETF波动特征的对比,本文验证了该模型对于异象观测的有效性;通过方差分析,验证了模型中市场环境和心理参数是价格波动特征改变的决定性因素。进一步,本文对不同参数取值下价格形成系统进行收益率横截面分析,发现系统环境和投资者心理因素对市场波动特征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系统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收益率极端值增加和市场尾部风险累积,而心理因素仅引发收益率围绕均值的波动增加。这表明投资者认知局限和决策偏好导致的有限理性对市场波动的影响较为间接和温和,维护市场稳定更重要的措施应着眼于市场环境的改善。

文章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构建研究框架，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中国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文章认为，中国为实现绿色转型的平稳化过渡，必须引入关于结构性的讨论，降低转型中的结构性摩擦，不能仅关注总量减排。中国的绿色转型涉及新旧能源（及相关产业链）替代、产业中的电气化替代以及快速增长的数字化产业发展，应当使新的产业升级吸收传统部门衰弱带来的成本。同时，应当放弃激进的总体治理思路，转为契合中国实际的渐进式思路，以行业激励诱导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同时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加强公共政策的管理，探索符合中国的绿色转型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