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被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双循环”战略也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人口转变”下的增长逻辑诠释“双循环”发展的必然趋势、理论逻辑和现实挑战，旨在分析中国如何打破对国际大循环的路径依赖，向“双循环”战略转变。中国必须通过国内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份额，促进消费；通过人力资本与创新效率的同步提高，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循环体系；对外要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双循环”战略。

根据股债结合型融资实践中的不同需求，其性质判定有《公司法》与《会计法》项下两种不同的判定方法。《公司法》项下的判定方法应跳出传统股债划分的框架，从合同本身的条款出发，将股债结合型融资合同定义为类别股合约。在合同效力判定方面，应注重融资参与各方权利义务划分，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一般原理解决其效力问题。《会计法》项下，股债结合型融资应当依据会计准则中的要求认定其属性，将股债结合型融资归类为权益工具或金融负债，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会计计量; 税收规则应以会计计量为基础，严格按照相应的税法规范对股债结合型融资不同阶段融资行为的参与者进行征税。

高杠杆带来更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作用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通过商业信心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以22个国家近20 年的数据为基础，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宏观杠杆率的门槛效应以及宏观杠杆率和商业信心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显示：第一，杠杆率升高会抬升金融风险；第二，商业信心对金融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三，杠杆率对金融风险的抬高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正是通过商业信心渠道传导所引发的效果——高杠杆会抑制商业信心的正面作用；第四，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只有间接效应发挥作用，直接效应并不显著；第五，相比杠杆率，货币供应量更加限制商业信心的作用，对金融稳定性产生影响。鉴此，在继续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和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加强商业信心和信用体系的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也要充分重视由广义货币所构成的全社会流动性环境，着力控制住货币供给的总闸门。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随后的经济危机，继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之后，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就业计划，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介绍拜登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及其财政理念的基础之上，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如何配合财政扩张，分析美国大规模财政扩张面临引发通货膨胀担忧、威胁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基础设施投资难以落实等重要挑战，以及通过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造成的溢出效应。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不但需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新诉求而实行内涵式变革，而且应该借助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在现实向度上，既需要通过“治理好”数字技术规避资本无序扩张、侵犯数据隐私、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也需要通过“利用好”数字技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依法治国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国家治理主要领域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按照自己的逻辑语境和评判标准设计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两者之间全面融合的方案，以多元协同推进国家治理共治化，以高效精准推进国家治理科学化，以信息透明推进国家治理廉洁化。

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兴起给市场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且引发了“反垄断”话题的热议。本文认为，大型互联网平台所代表的金融科技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乃至生活组织方式，仅从“反垄断”这一传统监管视角出发讨论其治理，可能会误置问题的焦点。要实现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有效监管，不仅要求监管工具的改革与完善，还有赖于经济理论基础的深化和监管理念的重构。

作为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参照物，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在住房保障方面的成功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制度和环境。中国公积金制度未能有效发挥住房保障作用的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第一，经济适用房制度并未建立起来；第二，土地制度并没有像新加坡模式为住房建设提供低价土地，反而形成了土地财政依赖；第三，保障房配套设施及物业管理方面，中国不能像新加坡那样实行类似计划经济的精细化管理模式。针对中国公积金制度的运行的诸多困境，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